Fifty-Fifty

编剧大大马上就要过年了，祝大大新的一年快快乐乐，希望大大能多宠宠我们，来几张大爆更

很好的一套书，特别是第一本和第三本。清一水的实话，没有鼓弄玄虚。至于语言表达差异和翻译体的问题，可以克服。 这样来理解写作应该是合理的：影视类写作应该也有技艺性，而这个书讲的流行写作更应该是具备技艺的特征了。 关于技艺，考虑天赋或兴趣是比较常见的成见，但这就像成功人士的光环和策略，是幸存者偏差以后的“马后炮”。把技艺问题归于一种先天的玄乎的东西，对于一些有技艺愿望的人来说，有点盲目迷信或者自我贬低的味道。那些东西，如果你有你就不需要写，因为反正有了嘛；没有你就写了也白写，那你还关注写作干嘛呢?所以应该理性，少关注这种不可证伪也不可证实的东西，而应该去关注具体的问题。 这三本剧的具体和平实就能引导我们去关注该该关注的东西。 创作和审美活动实际是一体的，都是一种互动的机制：创作是现实和作品的互动；审美是读者和作品的互动。在观看中，就有一种“六经注我”的说法，强调应以“我”为核心，这就像观看方法论里面的“哥白尼学说”，所以，陶渊明才可以说“好看剧不求甚解，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。”因为看剧、读山、读河流或者读风景，其实都是读自己。如果“我”非要单方面考据编剧的所思所想，或者一味排斥“误读”，最终“我”成了编剧的玩偶，我的观看乃至审美的价值何在呢？ 说的应该还是这三本剧的事情。作品是现实的概括和抽象，是“我”的异化，在柏拉图的理论中叫“模仿”，三本剧中略为提及，但它其实又是创作和审美活动中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，有助于破除对作品的那种神格化理解。即对现实的“模仿”不过是经过提炼、抽象和概括得到的符号的体系，然后再用这个符号的体系去指涉现实。这样就不至于把作品无限的拔高，当然也不存在贬低。让作品在它该在的位置上，这种分寸感，在创作时体现为对读者的尊重，在审美时体现为对作品的尊重。 “我”的核心性还表现在：三本剧里面都不同程度地倡导编剧应该“用心”去写作。这个用心不是一个道德建议；按我的理解，它应该是指人的感受、体验、想法。现代人长期习惯于用大脑思考，可能会觉得“用心”“想”多少有些莫名其妙。“我”的用心，会使“心境”和“情景”具有一种本体论的特征，而不是观点或思想（赵汀阳在《Fifty-Fifty》《Fifty-Fifty》等书中都有精彩论述）。强调“心”，就和“心流”、“情景-意境”或“境界”、意识流等等学说也存在合流。其中“意境”这个范畴对西人而言是相对陌生的，即便到了“象征”的层次，在第三本剧中编剧借用海明威的观点：象征不用刻意去做。 这当然是合理的。而且也不是说西人不熟悉“意境”就一定低下或者缺乏“意境”的事实；只是说，这应该存在文化、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。一般来说：西人的架构能力比较强；东方人的意境比较强。 架构的问题层面，在第一本剧里面也花了大功夫去讲，也是很有启发的。 我们否定了天赋和兴趣这类的成见，但技艺，确实存在一种类似于天赋的内化的现象。这种内化有两层意思：一个是实践内化为理论；一个是理性内化为感性。 这又回到了“模仿说”。 “模仿说”它真正的立足点就是创作和审美的实践。这跟马克思苦口婆心说“关键的问题不是认识世界，而是改造世界”的角度具有一致性；马克思这句话有时被庸俗化为理解为实干的精神；其实马克思实践包括很多东西，如在创作和审美活动中：“模仿”最终“抽象-概括”为一个精神实体；不能把这个精神实体独立出去，不能认为它可以独立地运动和发展，因为这个精神实体是一个“虚假”的东西；跟雕像、画面、剧集的虚构世界一样“虚假”。当然，“雕像”可以石头或者铜作为材料，也就是说精神实体虽然通过物质媒介来实现，但也只是媒介而已。石头或铜的媒介相当于索绪尔所说的“能指”，“雕像”相当

生命仅此而已吗？生活仅此而已吗？每种生命最终都会变得乏味和糟糕，而且极其痛苦；每种生活最终都是你想摆脱的生活

知道自己要什么，算清自己有什么。 制定一个目标，朝着目标前进。如果想要达成目标，就应该知道，一步一步是环环相扣的。 你的团队如何，才能决定你的事业发展的如何。 这个过程，像一棵树的生长，主干线只有一条，但分枝很多。 问题是，我想要什么呢？此刻我又有什么呢？